第一,毫无疑问是中国经济本身的巨大吸引力。

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门类最齐全的工业体系,加上此前中国家庭相对传统的理财方式为未来资产配置预留下的发展空间(据高盛估计,中国只有7%的家庭资产投资于股票和共同基金,而美国的这一比例为32%。中国家庭的资产三分之二是房产,近五分之一是现金和存款),令“在全球管理中国资金成为外资公司追寻的‘圣杯’”。

花旗集团旗下花旗信托亚洲董事长斯图尔特 奥尔德克罗夫特(Stewart Aldcroft)甚至表示:“你看(中国)遍地都是钱,世界上还有别的地方有这样的机会,而且能获得如此多可管理的资金吗?坦率地说,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

用词虽然有些夸张,但是却也反映出中国在投资者心目中的份量。

第二,我国的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明显加快。

仅仅自2018年以来,中国银保监会就陆续出台了34条银行业保险业对外开放措施。目前,相关法规制度修订基本完成,监管流程也不断完善,审批速度大大加快,对外开放水平稳步提升——外资在华新设机构数量明显增加,尤其是一批专业化特色机构纷纷落地。

以前文说到的贝莱德公司为例,根据银保监会公告:贝莱德金融管理公司出资比例为50.1%,建信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比例为40%,富登管理私人有限公司出资比例为9.9%。

而本月批复的日本上田八木短资株式会社在中国筹建的有限公司,则将成为国内首家外资全资控股的货币经纪公司,也是继2010年之后获批的第六家货币经纪公司,该公司90岁的会长上田元彦更表示这是“多年的愿望得以实现”。

刚刚落幕的服贸会,北京西城区金融街“金开十条”新政策发布,明确将全面承接国家金融改革开放任务,支持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信托、财富管理等各类型外资机构在金融街发起设立或参与设立金融机构、投资入股驻区金融机构等。

金融时报称:“这一连串新动作出现的背景是,北京方面正采取措施,推动本国规模庞大、但受到严密保护的资本市场走向自由化。”

第三,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率先恢复,展现出的韧性增加了投资者的信心。

美国CNBC此前报道称,行业调查显示,8月中国服务业已连续四个月保持复苏势头,各企业自1月以来首次扩大招聘;高盛11日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的整体优势仍未改变”,受影响的仅限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据全球最大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Vanguard最新发布的市场及经济前景展望预计,2020全年美国经济将收缩7%-9%、中国经济将增长1%-3%;德勤的一项预测显示,到2023年,公开注册的基金管理的资产可能达到3.4万亿美元;另据咨询公司Casey Quirk估计,到2023年,中国将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基金市场。

如果说疫情带来了诸多风险和压力,但是经历过疫情考验的中国市场,也愈发展现出自己难以被替代的魅力。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

金融又和经济相辅相成共生共荣,“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

中国经济底盘稳、韧性足、前景阔,加上不断优化的服务,所有这些,成为世界金融巨头冲破政治樊篱、奔赴中国市场的根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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